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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美术讲堂”经典回顾:翰墨百年——民国书法篆刻艺术漫谈︱主讲人:孙洵。

 

    讲座名称:翰墨百年——民国书法篆刻艺术漫谈 

  讲座时间:2012年8月24日

  讲座地点:江苏省美术馆一楼大厅

  主讲人:孙洵

  孙洵:

  此时此刻,馆领导特意安排这次讲座,它本身的历史容量与文化含蕴都是及其丰满与厚重的。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南唐李璟、李煜父子与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等均建都于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还在这里出任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从各个层面都折射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与积淀。馆学术部的同志还提出讲座的学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笔者深悟艺理,既要彰显民国时期书法(兼及国画)、篆刻创作、理论研究的特点,也要有条不紊地“拎”出许多名家轶事与南京的关联。

  民国书法的时代背景

  辛亥革命以后,1912-1927年为北洋政府时期,直、皖、奉系军阀混战,上层领导不断更迭,丧权辱国的事件频频发生,人心浮动。“美术革命”恰好是“五四运动”的前奏曲。此后,新文化、新文学从论战到实践,从文学艺术直到教育改革,确有不少改观,1927年,国民革命军消灭了直系军阀,1928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北伐战争胜利。历时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从此覆灭。是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西迁入川,重庆成为陪都,直到1949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社会极为动荡,战火频仍,民众生活不安定。但因为书法艺术不同于音乐、戏剧、电影、绘画等,它本身不具任何政治倾向,所以,不论书法研究还是书法创作,皆有比较宽松的氛围。

  民国政治家对于书法的态度

 

  蒋介石为南京遗族学校题字《亲爱精诚》

 

  黄兴行书联

  郑孝胥《行书》

  于右任《草書·五言聯》

  评估民国时期书法艺术的存在于发展,首先不容忽视一个重要因素:所有政治家不论其政治主张、立场如何,本人书法素养高低,都能身先士卒的带头弘扬书法艺术。中国国民党方面如孙中山、黄兴、林森、胡汉民、蒋介石等;中国共产党方面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就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臭名昭著沦为汉奸的郑孝胥、汪精卫等,都有相当的书法功力。他们在名胜古迹、报刊杂志的题字、题词或为学人著述题签,或来往信札以及批示公文等都须臾不离书法,深知书法艺术为民族传统文化,是国粹,具有深厚的民众性。喜爱并运用书法,对民众就有极强的号召力。况且,他们本是从旧学模式中培养出来的,有的书法水平绝不逊色于书法家。例如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孙中山是民国的缔造者,人称国父。他逝世后,全国各个类别的礼堂,尤其是小学、中学、大学的礼堂,已成规范的正中央悬挂孙中山遗像,两侧是《总理遗嘱》中的警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民国时期政治与文化相结合的最富历史意义也是最重要的实例之一。又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董必武随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为了团结民主人士,经常挥毫作书送人。任何政治家都很清楚,丢掉一门国粹,如同丢掉一大片领土,是要给子孙后代唾骂不尽的。

  新文化运动与美术革命

  民国四年(1915),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这场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为主要内容;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新文学。《新青年》发表众多讨论文章;李大钊认为新文学之“新”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胡适率先以毛笔书写新体诗;力创文学革命要面向民众的新局面。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当时反封建文化的口号极为激进,尽管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颇,但是,不论学生、民众还是领导和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文化名人,竟没有一个人、一句话攻击书法艺术。这是被偶然忽略了呢,还是此时的书法仍被作为须臾不可离开的实用工具呢,抑或是因为书法艺术超乎时空呢?

  关于“美术革命”的提法,缘起19181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吕徵针对当时“西画东输”,不少贪利者“全从引起肉感设想”这一现象给该杂志写了一封信。该杂志主编陈独秀写了回信解答提出的问题,并阐述了关于“美术革命”的具体主张。吕、陈二人针对当时美术作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学人所关注。例如徐悲鸿主张“古法以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反对“专意贩卖古人面目,毫无独创精神”。无疑,这些讨论对书法研究、创作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学术氛围

  袁世凯窃得革命果实后,于民国四年(1915年)肆无忌惮的取消民国,改成“洪宪帝国”。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他一气而死。北洋政府表面上的“统一”、“团结”也就随之瓦解。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段祺瑞的皖系、张作霖的奉系“三足鼎立”。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大动干戈,造成军阀混战的纷乱局面。为了骗取社会信任,对于众多学术问题,与他们权益无关者,较少干涉。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威慑力量,迫使他们给学术界以较大的自由。1916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明确提出:教授治校、学术思想自由;对新学、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李大钊讲经济学,胡适讲哲学史等。蔡元培的治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一时期崭新的学术氛围,其影响是深远的。

 

  蔡元培题字

  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27年定都南京,为有别于北洋军阀,确有一番新气象。如大兴土木、重视教育,重新启用人才(如蔡元培担任大学院院长),宣传并倡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公布“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等,进一步吸收、仿照西方的教育制度,邀请大批西方(尤其美国)学者来华任教。客观上于改善、补充、活跃信的学术思想大有裨益。

  1928年,为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设的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张道藩(贵州盘县人,曾留学法国)先后在南京香铺营建造“文化会堂”;并在国府路(今长江路)大兴土木,建成“国立美术陈列馆”,即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江苏省美术馆”。民国期间,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此举行。关于齐白石在南京办展,前后三次,第二次也在本馆,一、三次在文化会堂。

  孙中山题《博爱》

  就书法而言,从1926年奠基至192961日奉安大典,南京中山陵墓的主要建筑物上,都镌刻有孙中山的手书:牌坊上“博爱”,陵门上“天下为公”,祭堂门外横额“天地正气”,堂内两壁有《建国大纲》全文,墓室门上是“浩气长存”横额。此后,从庄重场所(礼堂),文化用品至寻常百姓家的“月份牌”上,时时可见孙中山的遗墨。蒋介石还为南京遗族学校亲笔题字。这些都有助于一代书法风气的启开、形成。而科学技术的进步,铅印逐渐替代石印,印刷与照相技术的结合,金属版和珂罗版的推广使用,为书法艺术在民国时期的普及与深入细致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条件。

  民国书学学风的主要特征

  上述诸家思想观念(由此产生的理论导向)、治学方面等,对启开和形成民国时期一代学风有突出作用的代表人物,并不能囊括一切。在他们所造就的学术大氛围中,民国书学形成了自己的学风,其主要特征是:

  1、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心

  与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相比,民国期间大部分专家学者,出处于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责任心,主动而自发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从“新出土文物”到各类、各层次的论著、编纂,皆出于各人的自选,几乎少有以政府名义指定的课题研究。有的著作者孜孜不倦、矢志不渝的学术成果只是写本,例如张伯英《法帖提要》,他本人都未能看到刊印传世。一些出版机构或出版社,例如商务印书馆、神州国光社、有正书局等,出版此类著述也并非完全从盈利出发;而一些有影响的名人,如邓实、黄宾虹、王云五、狄平子等,更是根据社会需要,不断推出系列丛书、碑拓法帖等。

  2、兼容并包,中西结合

  以论著出版的实例言之,民国时期的书学出版物可分为三类:一是有清一代的自然延续,基本上是旧学模式;二以新出土文物为主,罗振玉、王国维是开山者,他们既有乾嘉的实证方法,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外来观念”。尤其是王国维,他对美学的研究以及将“新发现的时代”所见庞杂资料分类等,治学途径已经发生变化。以研究甲骨文而言,第二代学者董作宾受李济等人的启发,引进西方考古学方法,强调实地勘察、准确数据等,改变了“书斋”型的老学风。三是新方法、新视角、新课题。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虽非书法论著,但是中西结合的范例,引出了林语堂涉及书法艺术的两本英文书《中国人》、《苏东坡传》,以及许多美学家、心理学家对书法艺术的关注、参与,开始逐渐打破封闭的书法体系。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参照西方模式,吸收了自然科学的分类方法,注重书法艺术的学科化、体系化的构建。

  3、学风正派

  民国时期有不少书学家学风正派,堪称楷模,这在一些专业性刊物上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杭州创刊的《东南日报·金石书画》副刊,主持人余绍宋本身就是书家。黄萍荪有《余绍宋其人其事》:“一、不自我宣传,不刊登自己的作品(除刊头四字)。二、刊登每一幅古、近人书画时,皆摘录小传,并附按语……三、对于刊选作品,申明‘不阿古人、不薄今人……’”。

  中国书学会创办的《书学》杂志,沈子善任总编兼社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7月创刊于重庆,计出5期。该杂志以“阐扬中国书学,推动书学教育为出版宗旨”,采用32开土纸本,发稿无稿酬;除贺词外,从不刊登什么“名人时贤”的作品,也就杜绝了拉拉扯扯、互相吹捧、各立“山头”的不正之风。这些刊物偶尔发表当代名家的介绍文章,都是逝世后才见诸报端,绝少阿谀奉承。再如章炳麟、钱玄同倡导写章草要规范,于右任主张标准草书,皆具有汉字改革的性质,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尤其是于右任四处奔走,创设标准草书社专门研究此事,还写了《标准草书与建国》(《书学》第二期),可见其初衷还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无名利可言。

 

  柳亚子《行書·七言聯》

  民国期间,书法与国画、篆刻联系在一起的社团全国各地皆有,以上海最多。南京如丁二仲的江苏省金石书画研究会等。名气大些有于右任创设的“中国标准草书社”,沈子善倡导组建的“中国书学研究会”,该会还前后出版《书学》五期(新中国成立后,沈老是南京师范学院教授)。也有特殊的情况,19091113日,由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发起组建了一个先进文化团体名为“南社”,目标是推翻封建统治。从人员规模构建成分言之,它集中了清末民初的文化精英。尽管没有将书法视为立社宗旨,可是社员绝大部分科举出身,有进士,更多的是秀才。这些文人书法造诣精湛,有的还兼绘事与篆刻,如久居南京的蔡哲夫、谈月色夫妇——这两位肯定收入的我的专著中,其他大部分社员少有作品,有的只能录于书后人名目录。所幸的是,我已知道好友,吴江柳亚子纪念馆馆长李海珉先生正在撰述《南社书坛点将录》,就在最近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刊行面世,无疑是对《民国书法篆刻史》的很好补充。在这里提一下,在座诸位如有深入研究者,可以去参读海珉学长的大著。